作為“黨內力主改革者”,多年來王長江始終在各種不同場合表達著同樣看法,目前中國當務之急,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路徑規劃。當改革進入深水區,他是險礁之上的守望者
  文|《小康》記者 羅嶼
  2013年3月,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長江在參加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一份提案——《建立中央改革委員會,加強對改革的設計和統籌》。提交上去後,有一欄需填寫提交單位,王長江一時想不好,覺得直接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都不合適,於是此欄就空了下來。過了兩個月,中央編辦打來電話,表示提案到了他們那裡,但王長江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他們所能解決的。
  “這樣一個事關全局的問題,不應該只是某個部門的事情吧?但最後卻被歸口到了中央編製委員會。你可以想象,結果是什麼,只能不了了之。”王長江之所以在2013年8月參與“首屆中國政治學30人圓桌會議”時提及兩會時經歷,是想再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路徑缺少自覺,已成為阻礙改革的大問題。
  作為“黨內力主改革者”,多年來,王長江始終在各種不同場合表達著同樣看法: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目前當務之急,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路徑規劃。
  改革應是衝破慣例與常規的應急機制
  去年8月的圓桌會議,王長江的發言題目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自覺問題》。他指出,對於改革的思考有一種慣性,不是把改革當做一種改變現狀的事情,當做一種特例來對待,而是把它當做政府常規運行的一項內容。“上邊佈置下來,一聲令下,具體到各個部門,然後各個部門分頭去乾。”“改革恰恰是要打破既有權力格局。從這一角度而言,改革應該是一種衝破慣例和常規的應急機制。”
  近些年,關於改革的爭論甚囂塵上。有人大力呼籲,認為現在到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時期;但也有聲音,反對政治體制改革。
  王長江顯然屬於前者。在他看來,反對之聲的出現,源於有人不滿意改革後的一些結果。“在改革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嘗試也遇到瓶頸、障礙,但不能誤以為中國不該搞政改,不能因為改革效果不盡如人意,就因噎廢食。不是改革本身錯了,而是改革的路徑出了問題。”
  在王長江看來,現有政治體制改革路徑帶來若干消極後果:第一,部門利益做大,即使過去沒有權力的一些部門,現在也拼命擴權;第二,損害改革的權威,使人們對改革產生質疑;第三,降解政府的權力,地方政府權威下降也會影響整個政府的權力;第四,部門綁架中央的政策,使得中央和地方關係處於一種潛伏危機狀態。
  不久前結束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很多人發現,三中全會公報多次提到“市場”二字,外界因而有一種聲音,認為改革是“政左經右”。
  王長江則表示,此種看法過於片面。在他看來,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各種問題盤根錯節,已經很難分清純粹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或是社會問題。而改革釋放市場的能量,人們自然要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之後就會產生物質之外各方面的訴求,包括要參與政治、社會活動、良好的環境、受人尊重、價值體現等。“後面這些就是政治訴求,需要從政治制度上給予安排,不然會阻礙經濟發展。”
  在他看來,“若按照‘政左經右’的說法,政府只管經濟發展,打壓和抑制政治訴求,結果就是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但公信力喪失。”
  警惕政改“麻木症”
  多年來,作為為政治改革大聲疾呼之人,王長江面對思想界、知識界任何關於拒絕改革,尤其是政改的思潮,都竭力提醒世人,應對其保持一種警惕。
  2009年初,由於此前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讓國內出現一些聲音,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難以為繼,而中國能夠在此次危機中處於主動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體制中沒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更有人認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很好,無需改革。
  對此,王長江專門在《南風窗》上撰文,表示要警惕政改“麻木症”。在他看來,這種“麻木”是一個不良信號,不但影響民眾,也可能影響高層。
  王長江將這種“病癥”形容為,“自我感覺良好,”“把對政治問題的思考和研究變成了一種自娛自樂、自我陶醉,拒絕吸收一切他們認為‘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當然更拒絕使用國外學者發明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反映了一種強烈的排斥一切、拒絕任何變革的心理。”
  而對於國家拿出4萬億元資金應對金融危機,王長江則表示,這不光是對黨和政府調控能力的考驗,更是對政治體制的考驗。“沒有一套完善的公共財政體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權力尋租。”以王長江看來,需從體制上保證廣大公眾和人民代表對政府和部門人權、財權、事權的監督,否則“誰能保證若干年後,圍繞這4萬億,不會有腐敗案件浮出水面?”
  關於“4萬億”的討論,剛好引出王長江很早便提出的觀點:“用民主的方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在他看來,“民主的辦法”是和“集權(或行政)的辦法”相對的。他曾舉例:如果給基層政府收稅、審批的權力,又不讓它尋租,怎麼才能做到?民主的辦法就是大家決定,限制權力,而非亂用了審批權,就把它收回來,變成到上一級政府去審批。“這樣一級一級往上收,等於把腐敗的主體向上、向高層轉移,不但不能解決腐敗問題,反而使腐敗的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
  加強頂層設計是政改中的關鍵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在王長江看來,政治領域的腐敗現象,歸根結底是和公權力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公權力運行的必然伴生物。正因如此,遏制腐敗,就必須把權力約束起來,加強反腐制度頂層設計。而反腐制度的頂層設計,又不應依賴於政府部門進行。“政府部門是常規執行機構,頂層設計恰恰是要打破原有行政管理佈局,超越部門眼界進行統籌。”
  王長江在多個場合,以及他所撰寫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及,加強頂層設計是政治改革中的當務之急。
  在參加2013年全國政協會議時,他在發言中也特別舉出幾個案例,表明頂層設計的迫切性。比如,他記得自己曾在西部看到一些所謂農田,地處水土流失嚴重的黃土高原,畝產三四百斤就算不錯,還不如撂荒了變成自然植被,還能保護生態。但不行,必須種莊稼,因為它們在18億畝紅線劃定的範圍內。結果是耕地指標保持了,卻對解決國家糧食問題幾無貢獻,反而使水土流失更加嚴重。
  王長江說,類似案例反映的不只是農業問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頂層設計不足。”
  在他看來,頂層設計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而是要明確目標,制定政策、原則,劃定邊界,然後在邊界清楚、目標明確的基礎上,讓地方放開手去探索。
  “中央的政策還是從實際中來,但前提是鼓勵地方創新,給地方創新提供更大空間,降低他們的創新風險。而不是揮舞大棒,動輒叫停。”王長江表示,唯有上下形成良性互動,才能剋服中梗阻,推動整個改革的前進。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經過多年呼籲,終有一個頂層設計機構,對此王長江充滿期待,但依其設想,頂層設計機構還必須整合整個社會的力量。“成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做過全面工作的領導和退休老同志;第二,是能夠從全局把握問題的學者、專家。第三,是民主黨派和社會知名人士。”
  總之,在王長江看來,強調改革頂層設計,強調改革進入打“攻堅戰”的階段,就是要“攻”調整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膨脹這個“堅”。“儘管調整權力和利益格局、觸動既得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尤其是來自體制內的阻力,但執政黨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衝破這些障礙和阻力,改革才會有光明的前景。離開了這一點,無論談改革,還是談頂層設計,都沒有實質性意義。”
  致敬辭
  他致力於推動執政黨民主改革創新,多次參與中央有關政策的討論和制定,參加黨章和重要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是王長江。當改革進入深水區,他是險礁之上的守望者。
  聲音
  “今天的改革已然到了一個關節點:不去觸動權力配置背後的利益格局,對既得利益作出明確限制,很難取信於民。這幾年公眾中開始出現對改革失望的情緒,既非我們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也非老百姓沒有得到任何實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改革在不少方面不是限制、而是加強了既得利益的地位。”
  ——王長江
  十年大事記
  作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黨內力主改革者”是王長江對自己的定位。
  當外界出現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時,王長江表示,不能因為改革效果不盡如人意,就因噎廢食。不是改革本身錯了,而是改革的路徑出了問題。
  2009年,他還曾專門提出,在改革進入打攻堅戰的階段,應警惕政改“麻木症”。
  多年間,王長江始終在為改革發出自己理性、專業的聲音。他先後在媒體發表《鄧小平的政治智慧》、《靠什麼化解幹部任用上的社會質疑》、《反腐需加強制度頂層設計》、《黨內逐步開展“競爭性選舉”的時機已成熟》、《莫讓“頂層設計”走了形》等文章。
  2013年兩會期間,他提交了《建立中央改革委員會,加強對改革的設計和統籌》的提案,建議建立中央層面的改革主導機構——中央改革委員會。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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